“大字無過瘞鶴銘”這是北宋著名書家黃庭堅對瘞鶴銘的書法藝術作的評價。瘞鶴銘摩崖石刻是中國書法發展史上,極為重要的研究史料之一。它既是書家習字的重要範本,也是金石考據家議論最多的版本。

對瘞鶴銘的校勘前人已有說法,散見於籍未成系統,唯近人 張彥生著《善本碑帖錄》、王壯弘撰《增補校碑隨筆》、馬子雲、施安昌著《碑帖鑑定》均有校勘專論,三著之說仁者見仁各有特色。本文不敢說集三家之長,而是在三家論說的基礎上作一些小小的補充,題目取“校補”二字即此意。校勘的方法先從出水前後銘石的變遷;水前本與水後本的見存字量及其分布著手;再根據存字的形態變化排列水前本、舊拓本、稍舊拓本文字變遷的過程三個方面,對瘞鶴銘的版本做一些基礎的調查工作,為金石研究同好提供參考。

瘞鶴銘的變遷

瘞鶴銘原來刻於鎮江焦山的山崖上,據筆者考證大約在唐天寶年前銘石被雷擊後墜入江中。(注1)北宋時被發現後,倍受文人、書家的推崇。曹士冕嘆為“筆法之妙,為書家冕”,董其昌稱“山谷老人得筆於瘞鶴銘其欹側之勢,正欲破俗書之媚”。清代龔自珍更賦詩贊曰:“從今誓學六朝書,不肆山陰肆隱居,萬古焦山一痕石,飛升有術此權與”。“二王只合為奴僕,何況唐碑八百通,欲與此銘分浩逸,北朝差許鄭文公”。可見古人對瘞鶴銘書法藝術的崇拜程度。
瘞鶴銘墜入江中後,唯冬季枯水期才水落石出露真容。嚴冬的長江邊寒冷刺骨,要濕紙貼石,撲墨椎拓並非易事。特別是文字朝地的僕石,更得掘沙容身仰臥而拓,墨汁灑面艱難無比。故歷來求之者眾而得之者少,唯歐陽修得六十字為最多。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閒居鎮江的前蘇州太守陳鵬年字滄州出資卒眾,歷時三箇月將銘石從江中挽出。使椎拓鶴銘的方法由仰臥變為坐立,由艱難變便利,椎拓的便利性導致了大量的椎拓使銘文迅速損壞,然後不斷的剜鑿修正使文字變形,以致於瘞鶴銘的書法藝術價值大為降低。

從康熙五十二年(1713)銘石上岸不久,著名金石研究家徐用錫,在其所藏曹仲經(注2)手拓持贈本後跋曰:“吾友嘉興曹仲經,最為翰墨中好事,遊於鎮江陳守,乘江水冬涸自至崩石處在崖下有仰而拓者,墨汁灑面上,分贈此本,完字尚有神采,近為滄州先生移置岸上,構亭覆之,貪估俗僧復苦字劃剌淺加以剜鑿,滄州詒余者便視此不逮遠矣”。此跋收入徐氏《圭美堂集》,翁方綱亦在《瘞鶴銘考補》中引用此跋。據跋文所言,在陳鵬年從挽石上岸到謝世的八年里,文字的保存狀態已經不如出水前了。

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著名金石家翁方綱得門生謝蘊山寄贈本已經“頗感其失真”,乾隆四十二年(1777)著名金石家黃易亦云“碑為後人剜刻非一,直謂之碑毀可矣。”銘石的被剜鑿使文字肥大,石面凸處被鑿平,凹面則被填補,更是銘石迅速毀壞的主要原因。乾隆四十一年(1776)周幔亭所作焦山記曰:“鶴銘凹凸難湊處,一味以油石灰補之,字畫淺漫處,匠石時時開洗之。……聞官署每搨畢即付搨者,填描三五日始赴官交納。其描填者乃醉僧,僧醒時興味索然,醉後興發乃把帚描字,殆百描而千態出焉,絕無雷同,粗細任意,增減隨時,直謂之鬼畫符可耳。”
可見從出水到乾隆四十一年,這六十餘年年,銘石文字已與出水前大相徑庭了。於是從乾嘉時期的金石家開始對銘石從江中挽出前後的拓本的版本開始深入研究。以康熙五十二年銘石出水為界,前者稱為“水前本”,後者稱“水後本”。 翁氏曾在《瘞鶴銘考補‧見存字》中說藏有“一百有八字”本。實際上其中混有崖上宋人摹刻瘞鶴銘的文字。由此可見乾嘉金石家已對水前水後本文字的區別開始混淆了。
瘞鶴銘係摩崖石刻,石面高低凹凸不平,字口參差不齊。所見諸多拓本難有一致者,特別是出水後更因銘石不斷被剜鑿,字形不斷被改變,更變得難見真佛,醉僧的“鬼畫符”更使人感到瘞鶴銘撲朔迷離。直至今日金石研究家們對水前水後拓本的界分尚無定論。


瘞鶴銘見存字

瘞鶴銘墜江以前的銘文完本尚未發現,自北宋慶歷八年(1048)丹陽(今鎮江)郡守錢彥(字 子高)在江中覓得銘石一塊,與梁唐諸賢四石共築一亭曰“寶墨亭”,使瘞鶴銘遠近聞名,之後江中殘石逐漸發現與拓本的流傳使之名聲大振。隨後宋人在崖上作了摹刻,後稱壯觀亭址別刻本,別刻本被明人所鑿滅下半故亦無全文版本流傳。至清初瘞鶴銘殘存四周的四塊銘石而獨缺中腹之石,所以明清文人對中腹文字的增補很大程度上是考證加猜測,亦不乏文人借題發揮之意。現存相對可信的文本是北宋邵亢與張子厚之補完本,二補完本文字基本相同,很可能被錢彥發現的中腹之石,成了他們整理瘞鶴銘全文時承上啟下的橋梁。後來寶墨亭之銘石亦下落不明。
張子厚稱“瘞鶴銘今存焦山寶墨亭著,蓋盡於此。凡文字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著,百三十余言,而所之失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豫焉。”筆者認為這百三十余言並非是根據拓到的文字聯接成文的。而所指存寶墨亭的百三十余言的文字應該是崖上的宋人別刻本。因為寶墨亭上只有從江中覓得中腹的一塊殘石而已,而且歐陽修在集石錄中說“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只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紀’而已”。黃庭堅得到六十字已是了不得了。存文與存字是有著區別的。邵、張補完文中沒有的字在清初被另一位研究家張弨發現了。
張弨於康熙六年(丁未)十月十八日,攜僕去焦山實地椎拓瘞鶴銘文字後撰《瘞鶴銘辯》。當時主僕二人置墨水反落污面不顧。“周旋於石隙者,已三日矣手足不寧上下如猿懈狀,衣履皆穿始各得四紙……詳其文字皆歷歷可觀,所少者無幾。”日後張弨將拓本“粘置壁間宛轉揣摩累日累夜,象其形勢累其文理,而得其中僕石之上的厥土爽塏勢掩嶽君八字。”張弨的考察和研究弄清了瘞鶴銘在出水前的存字數,並且繪圖注字存於後世。 (圖1) 江中銘石有四塊:側立石(下文稱1號石)八字;仰臥石(下文稱3號石)三十字;僕臥石(下文稱4號5號石)三十一字,合計六十九字又不完“嶽侶”二字,共七十一字。另外圖左下的一石(後文稱2號石) 三十四字,誤為宋人補刻故另計於外,(關於2號石另撰專文)按張氏所圖銘石出水前四石五組文字全字半字合計一百零五字。
康熙五十二年挽石上岸時,僕臥石被割成二石,於是水下四石出水時成五石,五石上岸後,共計七十七字又不全九字合計八十六字(圖2)築亭立於大雄寶殿左側。從瘞鶴銘出水後翌年六月汪士鋐撰《瘞鶴銘考》之瘞鶴銘圖上可以知道,較出水前文字已有損失,這是五塊銘石上岸洗碑清理後見存字的上限數了。張子厚記存字百三十余言,張弨記存字百零五字,汪士鋐見出水時僅剩八十六字。這是瘞鶴銘見存字變遷的數字。但是文字記載及圖中記載的全字是否真的完整,又是一個謎。因為對文字全或半的標準比較糢糊,所以計數殘碑文字時計數有出入是不奇怪的,特別是在鑑別出水前後本時,根據瘞鶴銘拓出的文字先少後多,而出水後又損多字,之後又剜刻補全的特點,光憑文字存泐的記述來鑑定出水前後的版本是不太合適的。所以把收集到的版本文字用圖像列表排列的方法,對文字存泐狀況與存字形態以及剜補文字的出現過程進行整理校勘。

校勘小結

通過以上十二個版本的排列比較,我們看到了十個題水前本之間文字的存泐,字形字神的變化是很明顯的,那麼究竟哪幾本是真水前本,鑑定水前本的校勘指標如何界定,這是我們所要進行的研究。歸納三家著說的鑑定指標,3、4、5號石之水前水後本文字存泐變化歸納如下:
1.宋拓本,“相”字末筆左無石花;2.明中葉本“形”字尚存二豎筆之下半,“尔”字右點尚存;3.“未 遂 吾 翔”之“遂”但損“辶”部左半起筆,“吾”字中橫右半略損。出水後拓本“遂”字損及右半,“吾”字損半;4.“華 表 留 形”之“華”字,出水初拓本僅損左上三分之一。稍晚拓“華”字僅存末筆下半。“厥”字完好,出水後拓本“厥”字泐左上少半;5.“夅 岳 徴”之“岳”字上半存丘字,出水後拓本只存“山”部。“江 陰”二字“江”字工部, “陰”字右上角皆缺,出水後挖清“江 陰”二字乃全。以上鑑定指標指示的“遂 吾”二字和“江”字的水前水後的損泐情況與本次校勘結果相符,而其餘的指標都有一些新的發現。
校勘結果如下:
3號石:
“未”字水前本、舊拓本總體相同;鶴州本、上圖本字形瘦長較為特殊。
“遂”字水前本損“辶”部之左側,末橫筆存;出水後末橫筆存一半。
“吾”字水前本左側稍損。出水後 “吾”字上半僅存右折筆。
“翔”字水前本及舊拓本左半“羊”部存右點可見,稍舊拓本“羊”部右點泐。
“相”字水前本及舊拓本右半是“日”字,稍舊本剜成“目”。
“禽”字水前本、舊拓本人字未剜成入字;稍舊拓本人部捺筆出頭像入字,字體僵硬。
“重”字水前本、舊拓本末筆損連石花,稍舊拓本末筆補全。
“尔”字右點水前本不存,僅見三井文庫本有描出。水後本中豎損半,稍舊拓本剜出。
4號石:
“華”字水前本僅損右上約三分之一,舊拓本“華”字損泐,僅可見末二橫筆及豎筆末端,稍舊本剜成與水前本相似,但文字肥大無精神。
“表”字水前本僅損左下“イ”部,文字楷書中帶行書意,舊拓本“表”字中豎中斷,左下角“イ”部損,之後瀰漫難辨。稍舊拓本重新剜出行書意韻全失。
“留”字水前精拓本“田”字左豎筆完整可見,舊拓本左半字損泐,稍舊拓本又重新剜出。
“形”字唯水前淡墨精拓本可見字形。
“厥”字水前本左上角稍損,舊拓本左上角“厂”及左上點均損泐,稍舊拓本又重新剜全二點下一反筆被剜成直線。
“掩”字水前本“扌”部豎筆中斷,“大”字左半損,“电”字損及左下角。水後初拓本全字左半損泐。舊拓本即剜出全字。
5號石:
“嶽”字水前及水後初拓本可見山字上半獄字筆劃。稍舊拓本存下半山字。楊賓本山字上見“丘”字者係描出之字形,“山”字上部有否“丘”字,不能作為水前本之校勘的指標。
“丹”字首筆下端橫斷,中橫右側連石花。稍舊拓本,首筆下端及中橫右側剜出。
“江”字水前本“江”字“工”部上橫損泐;水後初拓本未剜出,稍舊拓本剜全。
“陰”字水前淡墨精拓本右上捺筆可見。水後舊拓本損泐,稍舊拓本剜出。

水前本: 已知世存已注錄真水前本僅數本而已。據《善本碑帖錄》載,曾見明潘寧舊藏本(故宮本)、何子貞舊藏本(國家圖書館本)、蘇州顧氏藏本(藏處不明)及倪壽川舊藏五十多字本(漢和堂本)有雍正丙午(1726)徐用錫跋曰:“陳滄州贈本較此差甚遠”長跋。本文所載汪士鋐五十三字本,楊賓七十八字本之印本,原本曾歸羅振玉跋藏後下落不明。此五個版本相較結果可知,水前本除了拓工技術及墨色濃淡不同以外,文字損泐併無多大變化。其中徐用錫舊藏曹日珊手拓本,係淡墨精拓本。所以文字栩栩如生,除了作為書法臨摹的極佳範本之外,尚存有許多考古方面的信息。
3號是石的“遂”字“辶”部右半邊緣可見末筆全;“吾”字中橫中損,口可見;“翔”字羊部右點可見;“相”字右半日字;“禽”字人部未剜成似入字,左側石花細平右側粗大;“重”
字末筆損連石花;“尔”字中豎未斷。
4號石的“華”字損左上三分之一;“表”字損下半“イ”部,字帶行書意;“留”字未損;“形”字淡墨精拓本可見形字;“厥”字損左角二點下可見弧形反筆;“掩”字“大”字左側
稍損。
5號石的“嶽” 字山字上半有獄字形可見;“丹”字中橫右端損連石花;“江”字右半工字損上橫;“陰”字右半捺筆可見。

水後初拓本:
孔固亭舊藏本上沒有發現文字被剜出的痕跡。而3號石的“遂”字“辶”部存末筆之半;“吾”字上半僅存右折筆;“翔”字羊部右點損泐;“相 禽 重”三字與水前同;“尔”豎筆損大半,下半似描出。

4號石的“華”字存末二橫一豎筆;“表”字豎筆中損,左下角“イ”部損;“留”字左半上下首筆損泐;“厥”字上橫左撇及左點均損泐;“掩”字“扌”部及大字左半損泐。

5號石之“嶽” 字獄部尚有形可見,與水前本相同;“丹”字首筆下端橫斷,中橫右側連石花;“江 陰”二字右上角未剜出。

以上“遂 吾 翔 ”、“華 表 留”的損泐位置恰巧都在石塊的左側邊緣,“厥 掩”字在上下的邊緣,這些邊緣部位的文字突然同時損泐,應該與拽石上岸時的損壞有關。出水前4號5號石上的文字朝砂土,所以剜鑿“華 表 留 厥 江 陰”這六個文字的時點,應該在挽石上岸後進行的。孔固亭本的文字有損但尚未剜出,文字精神,字周石花與水前本幾無差異的特點,具備出水後初拓本的特徵。

舊拓本:
其特徵是水後初拓本損泐的文字被逐漸剜出,“端方舊藏本”只挖出了“江 陰 掩”三字,之後則字形變粗而剜出的文字也相應逐漸增多。“吳侃叔舊藏本”“表”字剜出,該本文字雖然瀰漫,但“山”字上半有獄字形狀可見,“禽”字人部尚未剜成入字。“相”字右半的日字未剜成目字舊拓本與稍舊本的分界點可能在“嶽 禽 相”三字的區別。

稍舊拓本: “俞復舊藏本”除了“相”字右半已剜成“目”字;“禽”字捺筆僵硬,人部剜成似入字;“重”字末筆補全;“華 表 留”字剜出;“厥”字左上角剜全,的文字特徵以外,
拓本上往往出現成片經緯分明的布紋,文字筆劃僵硬,形神疲軟。
上圖藏本: 關於上圖藏李國松舊藏本的文字特徵與眾不同。特別是“相”字的右半呈目,“華 表 留 掩”等文字的特徵來看,能否歸為水前拓本尚有待於研究。

上圖本除了文字特徵以外,拓制的方法也別具一格。從圖版上看該本的紙質亦似皮紙。椎拓特點是用構拓法拓成,其拓制的方法是用約6~10毫米直徑的小拓包環繞文字外圍用淡墨鉤出字形後,再點上濃墨的方法拓出的,所以文字無金石氣,文字形神均與其它水前本不類,特別是,“未”字之第二橫筆之倚勢有變,二橫之間的距離與它本相比寬數毫米。

製作構拓本的前提是要明確文字的輪廓,窗明機淨,淨心構摹。特別是水前拓本要在寒冬水枯時,冒著嚴寒在長江灘塗上構拓。3號石文字仰面朝天,具有操作的可能性。而4號石文字朝下,要掘去砂土,躺在地上仰面朝天進行辨別文字的邊緣輪廓構拓,似乎難有如此奇人能做此等事。而最不可思議的是連出水後早期本上的文字還清楚呈現,這又何須構拓呢?只要使用傳統的墨拓法,即能拓出具有形神兼備的原跡文字。特別是在水前,舍簡就煩舍真求仿構拓出的拓本從製作的角度上講,似乎有悖常理。

在“末”字的下半中豎與二側的撇捺之間做出了恰到好處的墨暈,証明拓手是在紙張半潤時仔細上墨的,其控制墨汁滲開的能力非尋常拓工所為。而在“末、山”很多文字上發現墨色下有經緯分明,整齊成片的細絹布紋。如用大拓包一次按壓留下布紋的話,則文字外圍會留下一團形狀不規則的布紋,若用小拓包上墨時,則可能出現經緯不規則的布紋。所以拓本上的經緯分明的整片布紋,說明布是固定在銘石上的,布紋的經緯交織密度與俞復舊藏鶴洲本極為相似。

關於崖上拓本: “觀崖間尚余茲山之下二十余字”,曾被後人誤解為南宋時三號石尚未落水,故出現“故宮藏”宋拓仰石本為崖上未落水本之說。其實在北宋元佑辛末(1091)孟夏米芾往觀瘞鶴銘時,已有崖上模刻本。馬子巖所見應是模刻。明都穆撰《金薤琳琅》曰:“弘治甲子(1504)游焦山問僧銘之所在,則雲已崩裂墜江雖水落不復見。正德丁丑(1517)冬再至京口錢逸人德孚為予言嘗識其處…… 果得於石壁之上可讀者僅僅二十字。”模刻在崖上的那二十余字仍在原處。
明朝人亦將崖上模刻作真刻的原因很可能是稱呼的差異所造成的誤會。訊者所說之瘞鶴銘是指原刻,而地方一般人士則將模刻稱瘞鶴銘,水下真刻稱“雷轟石”。楊賓撰《大瓢偶筆》記有:“瘞鶴銘本摩焦山石壁。不知何時為雷所碎,俯臥山麓。故山中人,呼為雷轟石。若問瘞鶴銘,則舉大殿程康莊碑亭宋射陵翻刻本以對矣。”從瘞鶴銘落水時間來看岸上拓本應在唐天寶年以前所拓。

參考文獻
注1 楊賓 撰《大瓢偶筆》卷一:“滄州告之曰:‘石背有天寶間(742-756)及大歷二年(767)題跋’”。東學社,昭和十二年版,第68頁
注2 徐用錫 字壇長 順治十四年(1657)生,乾隆元年(1736)卒,康熙四八年(1709)進士。著《圭美堂集》,《中國歷代書畫篆刻家字號索引》第1589頁
注3 曹日珊 字仲經 浙江嘉興人 清康熙時書畫篆刻家,《中國歷代書畫篆刻家字號索引》第411頁


瘞鶴銘見存字之圖

圖1 張弨考瘞鶴銘見存字之第一圖

張弨考瘞鶴銘見存字之第二圖

圖2 汪士鋐考瘞鶴銘水後見存字之圖